身為Amoy: 在臺印尼客家婚姻移民女性之生命敘事/蔡芬芳 eslite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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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之「上嫁」邏輯或是經濟理性考量常常是一般理解臺灣與東南亞籍配偶之間所產生跨國通婚的框架，本書的印尼婚姻移民即是在如此的視角下遭受臺灣社會的「觀看」。
然而，事實上通婚不只對於結婚雙方來說是一個個人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再加上需與另一半攜手踏上未知的將來，在走上婚姻之路時，夾雜許多個人的想像或是意圖。
與此同時，由國際政經秩序、移出者分別在原生國家與接收社會內部政治、社會與歷史下所處的脈絡所構成的外在的結構要素，亦影響跨國通婚的決定與選擇。
為了勾勒出跨國通婚中的複雜樣貌，本書以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主體，透過她們述說自己的經驗，打破她們常被呈現或是被「想像」的單一面貌，而還原鑲嵌在其移動人生中業已存在的複雜性。
/ 從客家研究與婚姻移民抑或是與跨國通婚相關文獻所歸納出的議題，則可一窺客家研究中所重視的方向，包括通婚網絡、社會／文化／生活適應或經驗、語言議題、認同建構、子女教育與教養、在地位置與族群關係，其中以社會／文化／生活適應或經驗佔最大比例。
這體現了臺灣客家始終以「文化」作為核心關懷，再加上印尼客家婚姻移民被視為同樣為客家人，因此特別意欲了解她們的文化實踐與文化再生產的角色，但這不免也可以察覺到這部分是因為臺灣客家族群的「文化焦慮」使然。
「文化」要素不僅是客家研究思考婚姻移民在臺灣所處位置的重要憑藉，在通婚網絡上亦然，而且臺印客家跨國通婚中的仲介以個人特質及其自身網絡為重，強調的是客家跨國網絡雖有商業性質，但趨向以「人」作為主要因素。
來到臺灣的客家移民，由於自己原本就具備的客語能力，因此本著對於客語的忠誠度，希望也願意將客語傳承給下一代。
雖然客庄中的家庭型態為擴展家庭，小孩有機會以客語與祖父母溝通，孩子們依然容易以華語作為主要溝通語言，導致客語流失。
雖然印尼客家婚姻移民女性在原鄉所使用的客語與臺灣有些差異，基本上，客語仍可以幫助她們適應婚後生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移民在原鄉不需要強調自己的客家身分，因為當地大多數人皆是，尤其是在山口洋，即便是潮州人也是說客家話，然而到了臺灣，雖然可能也是客庄，但婚姻移民的國籍「印尼」仍影響人們對她們的看法，因此「客家」反而有助於其融入在臺生活，如此可知，跨國但未跨族的通婚對於女性移民的族群認同轉變產生作用。
婚姻移民在為人母之後，需要處理的是子女教育與教養的議題，基本上，婚姻移民之子與臺灣本國人在課業表現上並無差距，因此並非外籍與本國的差異，而是階級差異。
再則，由於客庄婚姻移民子女因母親來自印尼客家地區而具有客家新血脈，因此與婚姻移民母國語言文化相較之下，客家文化的傳承須優先考量；而且在教育方面，在地的客家文化應普及化，因此建議納入全校性多元文化活動之中。
客家婚姻移民存在的場域不僅在家庭之內，在社區中亦可見到她們的身影，因此她們與在地客家社區的接觸可以創造出新的文化，且經由互動之後，在地客家認同因此更為豐富。
同時，臺灣客家文化與婚姻移民所帶來的原鄉客家文化以及東南亞文化，在社區平台相遇之後能夠創造出嶄新鏈結。
在了解了臺灣客家研究之跨國通婚文獻中的客家性之後，我們接下來需要體認到婚姻移民的生命歷程鑲嵌在互相交織的多重面向內，以本書的研究參與者來說，則聚焦在性別、族群與宗教上，而如此生命歷程與經歷的產生是經過不同層次的因素催化而生，首先是因為印尼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階序位置，甚或說是移民家鄉西加里曼丹的生活條件讓移民想要出外「尋找一個較好的生活」，在選擇得以落腳的異鄉時，相似的文化與語言則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當抵達異鄉時，面臨的是未知挑戰，尤其是1990到2000年初之間來臺的研究參與者多為年紀尚輕的Amoy，立刻扮演人妻、人媳的角色，還要調適與姻親、鄰里、社區的相處以及適應臺灣整體社會對她們的看法，在這些過程中，婚姻移民大多需要面對的是來自臺灣社會將之定位為「新住民」或「新移民」的身分（貶抑字眼為「外籍新娘」），或甚至誤識為移工（貶抑字眼為「外勞」）。
過了一年或兩年之後，則開始進入為人母的階段。
因為結婚之後所產生的角色，也成為人們（包括社會大眾、鄰里與婆家家人）「觀看」移民的視角，婚姻移民自身則可能透過言語反擊，或是無奈之感，抑或是經由進修學習提升自己，進而參加主流社會社團活動等，以此作為與臺灣社會協商的自我定位。
雖然如此，我們所見到的是，或可以說我們「選擇」看見的是移民在臺灣呈現的模樣，她們的原鄉生活與經歷彷彿成了真空狀態，不知道她們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生活，毫無知悉她們其中有些人家境小康、經營工廠，或是不曉得她們在來臺灣之前，已經輾轉到他處工作，或是之前已來過臺灣，過著移動人生。
而後在選擇與臺灣男性結婚的過程中，也早就耳聞鄰居或朋友之間因結婚移民臺灣的情形，因此在做決定時，每個人有自己的考量與原因─或許是到了適婚年齡，朋友介紹；抑或是在印尼已經經歷兩段婚姻，雖然無奈，但為了自己與兩個孩子的生存放手一搏而遠走他鄉。
有的人或許為了躲避非良善意圖的追求，為了改善家中狀況，想要給自己的父母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移民在個人生命中遇到一些轉折點，透過婚姻出走，然而由於絕大多數與丈夫認識不深，再加上需要適應新的生活以及新的角色，因此在婚姻初期生活需要許多的磨合，不只是在溝通方面，如洗澡、飲食等生活習慣也是問題。
然究其背後原因在於臺灣婆家會期望來自印尼的媳婦是符合他們的期待，但又較無意願去認識與理解媳婦的原生文化內涵。
在如此觀念下，婚姻移民成為「被指責」的對象，若想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或出外學習，婆家則有疑慮或是將媳婦框在「不勤勞」的道德訓斥之中，然而，有時候鄰里親戚也加入「評斷」的行列之中。
本書研究參與者在臺灣幾乎都已超過二十年以上，大部分都有工作，然而婚姻移民的工作，因受限於原來學歷與在臺灣的社會位置，大多為勞力工作。
每天工作時間大約為10到12個小時，但除了辛苦工作之外，仍須負責家務，不忘自己身為人妻與人母的「本分」。
在如何協調家庭、工作甚至是自己的需求，例如基督教婚姻移民需要找到自己的心靈寄託，因此到教會的時間也需要能夠與家庭、工作配合。
生養孩子是婚姻移民在臺灣婆家被期待執行的「責任」，因為生為女性的移民負有生物再生產功能，為夫家延續子嗣，得以傳宗接代。
由於本書多數研究參與者在臺已久，因此孩子大多已成年。
生為婚姻移民之子，有其成長歷程，特別是小時候並不會覺得來自印尼的母親與別人的母親有何不同，但在青少年階段可能會因為母親身分而感到自卑，隨著自己成長，因年紀漸增而開始思考或進一步理解母親，同時建構自我認同。
然筆者認為，本書中所提到的兩個婚姻移民的成年孩子，是因為與母親以及外婆家有緊密的聯繫，同時也願意去了解母親曾有的經歷之後，才能對來自印尼的母親多了份理解。
在臺灣經歷過多少個春夏秋冬之後，婚姻移民逐漸找到自己的舞台，也從家庭、工作慢慢踏入社會，參加組織、參與活動，甚至是嶄露頭角，成為鎂光燈下或也有可能是出現在媒體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