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從日韓的「運動立國」看我們應有的體育運動政策

隨著總統大選日益逼近，筆者也一直觀望三組候選人針對體育運動的政見。

國民黨的韓國瑜在10月初提出了體育政策，內容包括成立體育部、增加預算等；而小英總統相較於4年前所提出的5大政策，包括選手職涯照顧及體育行政優化等，這次似乎只有在替立委候選人站台時蜻蜓點水似的提及相關政策如照顧優秀選手；而親民黨的宋楚瑜則是在自己的網站陳述了體育政見。

相較於諸多其他議題，如兩岸及核電，體育運動政策在歷次總統大選好像都不會是主角。按照過往邏輯，充實體育經費及照顧優秀選手，似乎是體育運動政策的核心，但有趣的是，相較於其他領域如教育、產業等，體育運動界似乎也沒有太多自己的主張或是對政策內涵的評析。

值得一提的是，鄰近的日韓兩國堪稱是先進國家，也算是運動大國之一，他們的體育運動發展，早已從追求「全民健身」及「競技卓越」提升到「運動立國」的境界。因此，運動成為國家、城市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策略工具。本文先針對此點，說明這兩個國家如何利用運動作為宏觀策略發展的重要利器。

東奧讓日本浴火重生

東京不僅是亞洲第一個辦理奧運的城市，也是亞洲第一個兩度辦理奧運的城市，明年夏季奧運將再次在東京登場。不論是第一或第二次，其實都充份展現出東道主的國家力量。

以1964年東京奧運為例，當時辦理奧運的目的是要讓世人了解日本已經走出二戰陰霾，並利用此機會加強城市基礎建設及完善運動硬體設施。此外，當時的日本拿下16面金牌，排名第三，也利用競技成績獲取國家光榮。毫無疑問地，半世紀之後的日本，也試著再次藉由奧運平台彰顯曾經的「日本第一」。

爭辦奧運會對日本並非是即興之作，這與政府的整體思維演變有關。在1980年末期及1990年初期，日本政府就開始思考展望21世紀的運動推廣策略，當時以「運動」的概念取代「體育」，最重要的意涵就是從「提倡運動風氣」轉向為「透過運動帶動城市發展」，而政府組織架構也將運動事務從原本隸屬教育部調整為與教育、科技、文化並列為同一行政部門。進入21世紀之後，行政機構提出運動先進國家宣言，核心理念包括：透過運動能量的激發向國際彰顯先進國家，透過運動為全球和平、安全作出貢獻，帶動經濟貢獻等。在2011年通過《運動基本法》之後，日本再次確認了運動立國的概念。

事實上，日本政府從2006年起就開始啟動2016年的奧運申辦工作，但於2009年敗給里約，在2011年歷經福島核災後，為展現浴火重生，東京再次投入爭辦2020年奧運，並於2013年獲得主辦權，而奧運籌委會也整合國內資源，期望能夠為日本注入更多的活力。首先是幾個日本的大企業擠入了奧運的頂級贊助商行列，包括普利司通（Bridgestone）及豐田汽車（Toyota），另外有60家企業與籌委會簽約參與，金額超過30億美元，較預期多出一倍，是2012年倫敦奧運的3倍，亦創下歷史新高。贊助營收已經超越了整體奧運營收的一半，對於支應250億美元的賽事籌辦經費有具體助益。

為深化國際連結及擴大觀光人口，籌委會結合外交部及200個城市推出的住宿接待專案，邀請各國運動代表隊至日本進行移地訓練。其中，2017年時有8個城市指定與台灣進行交流，到2019年10月止已經有24個城市要與台灣進行交流，國內舉重代表隊及田徑協會則分別到了北海道士別市、靜岡縣靜岡市等進行移地訓練，而這些城市在交流過程中，都明確要求雙方要有文化交流及體驗。

奧運前夕的各種正式或是暖身賽事也是熱鬧滾滾，2019下半年就已經讓日本成為國際運動媒體的重要焦點。如2019年第9屆橄欖球世界盃是第一次在亞洲辦理，45場賽事吸引創紀錄的近170萬人次入場，包括了約40萬的國際遊客，預估帶來40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全球收看人次預估約4億，而世界橄欖球協會也肯定這次世界盃的成效，並希望日本能夠在未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外，國人熟悉的12強棒球賽在日本東京及千葉辦理，中華隊的幾場比賽都吸引了數千位國內球迷前往觀賞。此外，包括2019世界盃排球賽、世界盃柔道賽、世界盃桌球團體賽等重量級賽事，也都在今年下半年登場，對於提升日本的整體能見度大有助益。

不論是接待住宿專案或是賽事辦理，都與日本觀光大國的打造有關。依據日本觀光廳的報告指出，2011年到日遊客人數約為622萬人次，在2013年已經突破1,000萬人次，當時是設定在2020年東京奧運時要突破2,000萬人次，而這個目標在2015年就已經達標，這個2020年奧運目標也隨後修訂為4,000萬人次，而在2018年時已達到3,000萬人次。

雖說距離上一次奧運在東京辦理已經是半世紀之久，但卻同樣地肩負著復興國力的使命，明顯地，辦理大型賽會已經成為展現國家建設的重要策略工具，更重要的是整體策略的規劃及跨部門的整合，才有機會展現綜效。雖說奧運是明年登場，但從觀光人數的增加以及各項賽事的辦理成果來看，日本未來在國際體壇的角色舉足輕重，同時也從10年前的觀光開發中國家逐步邁向觀光大國。這些具體作為與現階段成果，也為日本的「運動立國」下了最佳註解。

韓國30年有成的運動立國

鄰近的韓國也是借重運動力量，作為發展國家、強化國際連結、凸顯城市建設與輸出軟實力的重要工具之一。從1988年漢城夏季奧運到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的30年間，韓國先後完成了冬夏季奧運、世界盃足球賽以及世界田徑標賽的辦理工作，是全球第6個完成「四大滿貫」賽事辦理的國家。剖析這30年的運動發展脈絡，與國家發展緊密關聯。

回到1980年代，當時的韓國政治體制逐漸轉型，幾波抗爭事件如光州事件、釜林事件等，都可看見政府體制從專制逐漸朝向民主形態，奧運會的辦理讓國際社會了解政治轉型的現況，對內則是藉由地主運動員的優秀表現凝聚韓國人民的向心力。同時，韓國在地文化也藉此介紹給國際社會，包括韓式料理以及影視娛樂，幾個國家級的企業一方面贊助賽事，另一方面也大量引用韓國演藝明星做代言人，事後也顯示這些作為奠定了韓流國際化的基礎。

再者，世界盃足球賽的辦理提升了國家品牌價值，畢竟，這是第一次世足賽在亞洲舉辦，韓國再次展現其國家能量。加上與日本共同辦理，對於曾經被日本統治過的韓國來說，能夠與殖民國平起平坐，有助於提升國際地位。同時期的金融風暴讓韓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韓國足球隊充分利用地主優勢踢進前四強，也是史上最好成績，從學術研究及民間輿論看來，此次世足賽加速了韓國經濟復甦，頗有正面助益。

另外，平昌冬季奧運的籌辦則是城市品牌的國際化。進入21世紀之後，除前述賽事之外，韓國還陸續辦理了兩次的亞運會（仁川及釜山）及兩次的世大運（大邱及光州），在首都首爾先後完成亞運、奧運及世足賽之後，其他主要城市似乎也想利用賽事辦理進行城市再造及國際行銷，平昌亦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韓國青瓦臺領導人一方面打造奧運會成為促進和平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則是在國際政治角力戰中擴大自己的籌碼並掌握發言權，即使國際輿論不看好政治紅利的後續效應，但該段期間的政治作為，確實讓平昌冬奧沉浸在祥和的氛圍中。身為奧運會主辦單位的國際奧會更是樂見自己賽事成為和平的重要推手，以彰顯運動多元價值。

顯見地，日韓兩國的案例凸顯了運動潛在的策略價值，這正是透過運動進行發展（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的重要思維，檢視我們總統候選人的體育運動政策，似乎多半圍繞在加碼體育運動預算，似與運動立國的視野與格局仍有一段差距。

【本文作者：黃煜，現職為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原文出處：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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