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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eill／作者 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麥克尼爾教授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包括《世界史》（A World History）、《西方文明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權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等。他所著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曾於1964年榮獲美國國家書獎，在歷史理論領域有顯赫的影響力。 楊玉齡／譯者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 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 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小提琴家的大姆指》獲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幻覺》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陳建仁／審訂者 出生於香蕉王國的高雄縣旗山鎮，在家排行老七，個性爽朗、樂觀，喜歡大自然。 畢業於台灣大學動物學系、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專攻人類遺傳學及遺傳流行病學。 歷任台灣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所長、院長，以及中央研究院合聘研究員，借調出任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國科會副主任委員，現任行政院衛生署長。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五次、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獎、教育部學術獎及國家講座、衛生署衛生獎章、台灣癌症基金會防癌研究傑出獎、台灣經典引文獎。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兩百餘篇，著有《流行病學》及《環境與健康》等書。 1989年獲選為美國流行病學學院海外院士、1993年獲選為院士。1998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摘自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再版導讀宏觀的疾病文明史李尚仁 導讀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陳建仁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1章狩獵族群的行蹤 第2章古文明世界的疾苦 第3章歐亞疾病大鎔爐 第4章蒙古帝國打通路徑 第5章闖入美洲新世界 第6章近代醫學大放異彩附錄中國流行病史 作者誌謝 名詞注釋 源自動物的傳染病 大部分，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都可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由於人類和家禽、家畜的接觸最密切，因此目前許多常見的傳染病，都發現與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關，這點並不令人訝異。 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熱有關；天花則已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至於流行性感冒，則是人豬共通。的確，按照正統教科書的記載，目前人類和家畜動物的共通疾病數目如下： 家禽 二十六種， 鼠 三十二種， 馬 三十五種， 豬 四十二種， 羊 四十六種， 牛 五十種， 狗 六十五種。 這些疾病有許多重疊之處，因為除了感染人類之外，同一種傳染病常常也會感染好幾種動物。此外，由於某些傳染病非常罕見，而有些又非常普遍，因此單看上述統計，並不是很有意義。話雖如此，重疊數量還是能夠暗示我們，人類和家畜動物間的疾病關係有多麼錯綜複雜。而且它也明白顯示出，人與動物的密切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畜動物的疾病外，人類也可能因為捲入某些野生動物的疾病循環中而致病。譬如，源自穴居齧齒動物的淋巴腺鼠疫、來自猴子的黃熱病，以及來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這類險惡傳染病的例子。 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間轉移的情況，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便在近代也一樣，有時甚至造成突發、劇烈的後果。例如在1891 年，牛瘟席捲非洲，殺死大量牧牛、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但這次疫情實在太突然且太慘重（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反而使疾病本身沒法發展成地方性疾病。相反的，它在幾年後就消逝無蹤，理由恐怕是因為缺乏還活著的易染病有蹄類動物可供感染。 1959年，一種名叫歐尼恩熱病（O'nyong nyong fever）的人類新疾病，出現在烏干達，很可能源自某種猴類病毒。這種疾病傳播得又快又廣，但是在本案例中，它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卻很輕微，而且能引發適度的免疫反應，因此復原也很快。結果，歐尼恩熱病和牛瘟一樣，也沒能發展成地方性的人類傳染病。相反的，它神祕的消失了，就像當初它神祕的出現般。也許歐尼恩熱病是撤退回樹冠區域了，那兒很可能是它的發源地。 十年後的1969年，另一種遠較歐尼恩熱病更致命的疾病，出現在奈及利亞，稱為拉薩熱（Lassa fever），這是由醫療站裡最先發現它的一群西醫命名的。這種新疾病最後在1973年追蹤回齧齒類動物身上，牠們可能是該寄生物的主要宿主。因此，適當的防疫措施於焉展開，以壓制這種疾病。 當某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數大量增加，同時又栽種及畜養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動物，我們不難想像出一連串以下的情節：傳染病必定會反覆由動物宿主轉移給人類，尤其是那些與人類有密切接觸的家畜動物。 當然，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譬如，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家畜。同樣的，在家畜、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 換句話說，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布模式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占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人類的成功意味著，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就能大肆繁殖；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在侵入宿主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週，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 微寄生與巨寄生異曲同工 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在傳染病的微寄生，與人類政治、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頗有類似之處。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但是，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然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使得任何穩定、持續的傳染病模式，都無法建立。 在文明史早期，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也就是說，他們學會了如何打劫農民：搶走部分農穫，但不能全部拿走。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因此，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以便在這樣的掠奪下，求取生存。 這種生產過剩，也許可以視為對抗人類巨寄生的「抗體」。成功的政府能令繳交租稅的人民，具有對抗重大掠奪以及外來入侵的「免疫力」，方式就好比輕微感染能夠使宿主擁有對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樣。疾病免疫力的形成，是藉由刺激抗體的產生，並將其他生理防禦能力提升起來；而政府在提升「免疫力」以對抗外來巨寄生時，採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物料的產量，以便供養大量武裝精良的軍人。 上述兩種防禦反應都會造成宿主的負擔，但是比起反覆遭受突如其來的致命災難，這份負擔可以說是輕多了。 建立成功政府的結果是：創造出一個相對於其他人類社群來說，更為強大可怕的社會。訓練精良的軍人，幾乎輕而易舉就能擊敗那些整天忙著生產或尋找食物的人。此外，我們很快將討論到，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病得恰到好處的社會，讓已成為地方病的病毒及細菌感染，能藉由不斷侵入易感染的個體，持續激發抗體形成，這樣的社會比單純、健康的人類社會更為強大可怕。因此，導致強大軍隊和政治組織形成的巨寄生，可以對應到導致人體產生免疫反應的微寄生。換句話說，把戰爭和疾病連在一起，不只是巧妙的比喻，因為傳染病是如此接近並尾隨 ---------------------------------------------------------------------------------------------------- 分享閱讀 書籍狀態請詳看圖示 如對商品有疑問請使用「聯絡店家」發問，發問時請告知完整商品名稱 ■客服電話服務時間: 敝店客服電話 (02) 85316044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及 13:00-17:00，例假日與國定假日公休 其餘時間請使用 聯絡店家 功能聯繫 。 由於敝店為多平臺同步販售，來電請務必告知為樂天買家以節省您的寶貴時間，謝謝您。 ■其他注意事項: 建議可多利用7-11取貨付款，可在自己方便的時間領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