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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杉山正明 (すぎやま まさあき) 譯者：周俊宇 ISBN: 9786267509579 出版日期： 2025-12-03 各界推薦／推薦序 | 【國際讚譽】 ☆ 三得利（SUNTORY）學藝賞（人文思想／歷史領域）☆ 內容簡介 | 日本長銷經典，中文版【十週年紀念，重現經典】 ☆ 三得利（SUNTORY）學藝賞（人文思想／歷史領域）☆ 超越以西歐、中國為主體的觀點，描繪出有別於以往的世界史觀 蒙古不再局限於「野蠻破壞者」，重申其為世界史開創者的歷史價值， 蒙古時代是世界史上，具有顯著及特別意涵的「時代」。 對於日本人而言，蒙古是「元寇」；對於俄羅斯人，蒙古意味著「韃靼的桎梏」；對於中國與西歐人，蒙古則是以屠殺聞名的「野蠻破壞者」；然而，以上說法都錯了！ 有關忽必烈所建構的世界國家及經濟體系，過往很少被談及和論述。一直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史」和「中國史」，其實充滿歷史的迷霧和文明的偏見，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此為你逐一指出，讓你重新認識蒙古、元朝和忽必烈！ 不知從何時開始，「蒙古」的形象被創造出來，且在人們的心中固定下來。由於形象過於強烈，真正的樣貌反而看不見。——杉山正明 杉山正明的這部作品，為我們展現了對世界史嶄新的思考方式。──山內昌之（東京大學教授），1995年三得利學藝賞評審感言 ◇忽必烈的繼位，為什麼是理解蒙古和世界史大轉向的關鍵之鑰？ 西元1259年，第四任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忽必烈宣布繼承大汗之位，使得旭烈兀在伊朗自立為國，從而造成幾個蒙古汗國的分化。這一局面，使得1260年成為世界史轉向的重要一年。 ◇只有征服南宋，才能被蒙古共同體認定為唯一的統治者？ 忽必烈為了要在蒙哥去世後的權力競爭中勝出，不僅要在軍事上擊敗競爭者，還得創下不世之功和巨大財富，給蒙古共同體帶來繁榮與安定。這正是忽必烈務必要征服南宋之因，因為南宋國擁有當時歐亞大陸最大的財富與人口。自此，蒙古不再沿草原地帶西征，而轉向複雜地貌的南方。 ◇忽必烈的挑戰不僅是如何攻下南宋，更是要保有其原來的繁華，他做到了嗎？ 他克服了地理上的「空白障壁」（指南宋和金對峙期間造成的荒蕪中原）與「水的障壁」（指長江），盡可能減少雙方損傷，達成順利接收江南財富的目標！在進攻過程中兵不血刃地進入南宋首都杭州，不止沒有使杭州因戰爭而荒蕪，甚至創造出更繁華的城市，讓馬可波羅讚嘆不已。 ◇忽必烈認為首都北京不是內陸城市，而是與海相連的巨大首都，為什麼會有此構想？ 在忽必烈的規劃中，大都雖然擁有中華都市的外觀，但內在機能上卻是巨大的內港城市（即今日的積水潭），透過運河和海洋連接，成為蒙古草原通往西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這完全不是我們今天對北京的認知。此外，大都也充滿了濃厚的草原氣息和印度、西藏色彩。 ◇忽必烈對他所建立的新國家「大元汗國」的基本構想是怎樣的？ 忽必烈對「大元汗國」的基本構想，融合了草原軍事力、中華經濟力，以及穆斯林商業力這三個連貫歐亞的歷史傳統基礎。忽必烈政權一方面將草原軍事力的優勢作為支配的根源而加以保持，另一方面又部分導入中華帝國的行政模式，以中華世界作為財富的根源來管理。然後再利用穆斯林的商業網，創造出以國家主導的超大型商業流通體系。忽必烈所建立的「大元汗國」是一個打破各地關稅壁壘、由政府保護貿易安全、各地度量衡標準化，並以商業稅收為政府歲入的世界國家，而不僅是中國的「元朝」。忽必烈讓草原起家的蒙古成了海陸帝國，也讓歐亞大陸首度具備世界史的意義。 ◇大元汗國為何「失敗」？ 首先是因為在十四世紀發生了長達70年的大天災，使得蒙古聯合體走向瓦解；其次是當時支撐忽必烈所建立的龐大跨歐亞體系國家的技術手段還不夠堅實。1368年，大元汗國雖從中國境內退出，蒙古帝國迅速分化為大大小小的諸多勢力，但在明以後的中國，實際是在一個已經蒙古化的體系裡（包括疆域、經濟與行政體系等），以「中華」為名而繼續運作。 ◇本書所論述的蒙古，與過往一些世界史和中國史中的論述，主要有什麼不同？ 在十三世紀初，先是以游牧立國的蒙古快速崛起，統合了歐亞大陸的東西方文明，蒙古帝國開始發展成為一個在大可汗的中央政權以外，有數個政治權力核心的一種鬆散、多元複合的聯邦國家，開創世界史嶄新的一頁，蒙古自身也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後由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創立了大元汗國，建構出一種世界國家及經濟體系，然後，歐亞世界也被導向一個以多極化的蒙古為中心，個別區域、國家、集團的自他區別開始覺醒，進而活動並互相提攜的新時代，這對今日世界的形成產生巨大影響。本書超越了過往以西歐或中國為主體的歷史觀點，描繪出有別於以往的蒙古、「元朝」和世界史，這些都是人類歷史上未曾經歷過的局面，並集中論述世界史是如何因此出現巨大轉向。 作者簡介 | 杉山正明 (すぎやま まさあき)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1952年生於靜岡縣，1974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業，1979年取得京都大學東洋史學博士資格。之後任京都女子大學專任講師、副教授。1992年轉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副教授，1995年起擔任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生院的教授，亦受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2017年退休，2019年12月24日去世。 杉山正明專注於研究蒙古時期和中央歐亞大陸的歷史，是蒙古歷史的著名研究員，出版了多本關於蒙古歷史的研究專著。學術研究以外，曾任1992年播出的NHK《大蒙古帝國》系列節目監製，2001年在NHK大河劇《北條常務》中負責歷史研究和時代考證。 自2010年以來，杉山正明的著作陸續在台灣被翻譯出版。2011年由台灣廣場出版了《大漠：遊牧民的世界史》；隨後，八旗文化陸續出版《忽必烈的挑戰》、《顛覆世界史的蒙古》，以及《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等書；《疾馳的草原征服者》則由台灣商務出版。杉山正明在其著作中對於元朝在中國歷史中的定位提出了嶄新觀點，在中國學術界引發了不少討論。 代表作及得獎紀錄 ◎1995年，以《忽必烈的挑戰》榮獲三得利（SUNTORY）學藝賞。 ◎2003年，以歷年研究成果及著作，榮獲第六屆司馬遼太郎賞。 ◎2006年，獲頒國家榮譽紫綬褒章。 ◎2007年，因《蒙古帝國與元朝》等書，獲得日本學士院賞。 譯者簡介 | 周俊宇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第一屆碩士班學生，在學成績優異，獲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獎助。2008年碩士畢業，論文獲國史館獎助，以《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2013）出版專書。後赴日本留學，期間譯有《忽必烈的挑戰》（八旗，2014）等歷史著作。2020年以〈支那民族性というまなざし－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臺湾人認識〉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2021年返台於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任教。2023年因病離世。 目錄 | 第一部——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一、 蒙古及其時代 蒙古的出現／眼目所及的歐亞世界／世人對蒙古時代的印象 二、 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耐人尋味的解讀／杭州入城的實際情況／沒有「政治」的繁榮 三、 中亞、伊朗被破壞了嗎？ 成吉思汗的西征與「破壞」／中亞的「大屠殺」／中亞並未荒廢 四、 俄羅斯的不幸是真的嗎？ 「韃靼的桎梏」／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評價／邁向俄羅斯帝國的道路 五、 元代中國是悲慘的嗎？ 壓制、榨取、人種歧視是存在的嗎？／科舉與能力主義的夾縫／元曲述說的事物 六、 責難與稱讚 以「文明」為名的偏見／反作用下的「極端美化」 七、 世界史與蒙古時代 不確切的體系論／展望世界史的視角 第二部——世界史的大轉向 一、 改變世界史的那一年 阿音札魯特戰役／戰役之後／兩個蒙古汗國的對立／蒙哥的猝死 二、 忽必烈營帳 忽必烈的課題／混沌的東方／為何是金蓮川？／一種印象 三、 忽必烈與他的策士 蒙古左翼集團／謎樣的忽必烈／決策集團與實務部屬／對中國的戰略 四、 奪權的過程 鄂州之役／忽必烈之亂／世界史的大轉向 第三部─忽必烈的軍事與通商帝國 一、 大建設的時代 以何為國家之範？／大元汗國是中華王朝嗎？／第二次創業／「首都圈」的出現／巨大的首都／與海相連的都城／以運河串連海運與陸運 二、 系統化的戰爭 令人驚嘆的襄陽包圍戰／南宋作戰的難處／經略戰爭的思想蒙古水師的出現／新武器「曼札尼克」／令人訝異的骨牌效應／一統中國 三、 躍居海上帝國 南宋的遺產／世界史上最早的海洋艦隊／海洋與內陸銜接 四、 重商主義與自由經濟 忽必烈政權的經營戰略／國家收入來自商業利潤／白銀流通／通行歐亞的重量單位／紙幣是萬能的嗎？／「高面額紙幣」是鹽引／歐亞世界通商圈 五、 為何未盡全功？ 蒙古體系／過早的時代／作為記憶的體系／該是回首時 後記 學術文庫版後記 書摘 | 【內文試閱】 第一部——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一、蒙古及其時代 眼目所及的歐亞世界 一支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為共主的蒙古勢力，在極短時間內就席捲歐亞大陸並急速擴張，建立起橫跨東亞至東歐的帝國體系。到了十三世紀末，蒙古帝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領土版圖，並於約一個半世紀間，一直處在世界與時代的中心，成為世界秩序的核心力量，深刻影響了歐亞文明的互動與發展，為歐亞歷史走向奠定轉變方向之後，就與長期下來的天變地異同時頹傾，急速退出世界史的舞臺。 此間，歐亞大陸無論東西以及南北，在蒙古支配下產生前所未有的聯繫，各地區無可避免地受到來自蒙古帝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影響。因此，從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後半，被稱為「蒙古時代」，成為歐亞歷史深度整合的關鍵階段。 這種大規模的跨域整合，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雖然十九世紀後半的「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在西歐列強主導下建構起全球體系，但早在六百年前，「歐亞」已在蒙古帝國的推動下，作為一個彼此連結的「世界」而浮現於歷史舞臺。如西歐人或西洋史學家所謂的由哥倫布開始的「大航海時代」，即便將之視為西方擴展至世界的開端，蒙古的征服與之相較也還要早了兩個世紀。 在「蒙古時代」之前，中國、印度、中東、地中海區域等幾個「文明圈」雖然彼此多少有些聯繫，但仍大多停留在區域性的接觸，但隨著蒙古帝國的出現，這些文明圈已不能再對其他「世界」或「文明」維持過去那種全然無知的隔絕狀態了。在此，「世界史」終於第一次具有了名實相符的整體面貌。 世人對蒙古時代的印象 至今為止，有關蒙古及其所支配的所有歷史，都遭受種種非難與惡罵。暴力、破壞、殺戮、壓制、搾取、強奪、強制、無知、蒙昧、粗野、野蠻、粗暴、狠辣、奸佞、邪惡、無恥、放縱、不寬容與非文明等等。其中許多中傷都有著明顯的意圖。 關於蒙古，一般都是惡評。尤其將蒙古視作「文明破壞者」的想法，自古就反覆不斷。例如，當人們討論伊朗乃至伊斯蘭等中東地區的落後時，往往都將原因歸咎於「蒙古的破壞」。此外，有關俄羅斯也是一樣，從帝俄時代到蘇聯時代，甚至最近，都喜歡用「韃靼的桎梏」這個用語來形容蒙古的支配對俄羅斯而言是多麼的殘酷與苦澀。 特別是在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韃靼的桎梏」此一形容，就收錄在小學教科書中。這種觀念跨越世代，作為一個不能被遺忘的「民族」記憶來理解，持續宣傳。 俄羅斯人對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種獨特情緒，現在看起來也很根深柢固。這種憎惡與蔑視交織的情緒，當然也會勾起對方獨特的情緒，然後沉澱、堆積在心底深處，成為影響牽動俄羅斯及其周邊情勢之中，不能忽視的一個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將蒙古當作壞蛋形象且處理得最為普及深入的是中國史。尤其在日本，從高中的世界史教科書，甚至大學入學試的參考書中都充滿了這些觀點。 其相關內容如下——在蒙古時代的中國，身為支配者的蒙古愚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文明的中國文化。因此，一直以來支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文人與知識分子就陷入懷才不遇的處境。對於這些曾被稱為「士大夫」或「讀書人」而言，參加高等文官選拔考試即「科舉」及格，成為管治階層才是人生目標，也是希望。但在蒙古統治下由於長期未舉辦「科舉」，他們通往高級官僚之路都被阻擋了。「科舉」到了元代中期終於再度開辦，但也不過是極微小的規模。 並且，一般認為在蒙古治下的中國，以人種或地區來定義的四種階級身分制度很嚴苛。最高等者當然是身為支配者的蒙古。第二等是被稱作「色目人」的異邦人，包含了以畏兀兒為主，以及被稱為党項（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亞來的康里（Kangly）和阿爾根人（Arghın）、歐亞西北草原的欽察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速人（Asud，即現奧賽提亞地區Ossetia的奧塞梯人Ossetians），還有中亞、西亞的穆斯林，遠至歐洲人。第三等是總稱為「漢人」者，指過去相當於金朝領域的中國北方居民，在所謂漢族之外，尚包括遼朝契丹帝國後裔的契丹族，以及金朝支配階級的女真族。接著第四等，就是過去南宋的中國南方人，稱作「南人」。 至於人數，愈到下層就愈多。作為少數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利用人種或語言，生活習慣或文化傳統等差異，將自身的支配引導到有利方向上。其中最悲慘的是「南人」。他們被定位在社會的最底層，受到歧視及虐待。尤其最可憐的，就是儒者。在傳統中國王朝必受重視的儒者們，現在被認為只會耍嘴皮子又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這句話流傳，意思就是如果將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儒者是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而排在儒者上頭的第八位，則是賣春婦。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斷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將壓抑的不滿及能量，宣泄到過去不曾顧盼的庶民文化領域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元曲」，一種融入口語體裁的戲曲藝術，也有其他許多各式各樣的庶民文化。這原本應該作為蒙古統治下光明的一面來給予評價，但卻被形容為「總之是因處壓抑之下，因抑鬱日久而能量流洩出來的產物」。但即便以常識來思考，也會覺得這是歪曲無理且奇怪的邏輯。 以一句話來說，蒙古對中國而言就是一場災難，一直以來的「常識」都這麼認為。大致會以科舉被停止、社會四個階級的確立、以負面能量形成庶民文化興盛，這三點慣用的說法來解釋。 蒙古對中國及其民眾而言，就象徵著混亂、壓制和榨取。在南宋時代所達致的發展，在社會、經濟、文化、技術上皆舉世矚目的中國，此時卻受到可以說是致命的絕大重創和挫折…… 這樣的一種印象，其實在中國史專門研究者裡頭也相當普遍。但是，在我們要討論的十三世紀的中國南方杭州，卻正是因蒙古才得以成為歐亞世界中、頂尖而宏大的百萬城市。有關此一實例，以下再詳細說明。 二、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耐人尋味的解讀 法國向以具悠久傳統的「支那學」著稱。作為現代法國漢學代表、碩學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寫落入蒙古軍之手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況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的著作序文中有如下敘述： 一二七六年，是杭州被蒙古族攻陷，中國全境在歷史上首次為蠻族占領的一年。這是一個對所有文化都採取叛逆立場，只固執於「為戰鬥而生」傳統的蠻族，這群已完成令西方世界驚嘆之大型征服事業的游牧民，又澈底征服中國全境，使中國精神幻滅。蒙古族的占領，是對當時世界最富裕、最先進的文明國度中國的深刻打擊。正因為被蒙古族征服前夕的中國文明，在許多方面都是最輝煌的，所以這個歷史事件更可以說是給中國歷史造成了重大挫折。 這裡鮮明地反映出作者將中國與西方世界作為文明國度，將蒙古等游牧民定位為蠻族的荒唐意識。 不過，是否真如謝和耐所言，蒙古的「征服」給中國帶來了「深刻打擊」？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將蒙古視作逆文化而行，只為戰爭而生的「蠻族」？並且，謝和耐書名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奪去了史上罕見的高度繁榮？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為高度精煉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將當時彼方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精采且栩栩如生地再現書中。此書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譯版本，皆享有極高聲譽，也發揮著極大影響力。日文版也由栗本一男翻譯於一九九○年，改題為《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襲来前夜の杭州》來出版。方才的引文即為栗本一男的譯文。 然而，只要遍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在談論南宋時代，繁榮的杭州的史料方面，除了中國文獻外，還使用了馬可波羅、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 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敘述，由於其直率有價值，總是被當作最後王牌般地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悅〉一節中，首先就引用了馬可波羅如下的一段話：「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最頂級的城市。這裡可以享受到各種樂趣，甚至令人幻想正身處天堂。」 這樣的引文處處可見。每次讀到這種文章脈絡，都很難不讓人感到某種無法言喻的奇異之感。誰都知道，馬可波羅所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會是南宋時代的杭州。 有關這點，謝和耐在序文的最後有附帶說明：馬可波羅於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期間都生活在當地，「當時的市街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將馬可波羅的記敘讀成是南宋時代杭州的見聞亦無妨。 筆者對於此位名喚馬可波羅並聞名於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問。他是否一位確實存在於世界上的人物？ 這個疑問是來自現無確證指出，馬可波羅這號在威尼斯檔案館遺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與我們通稱《東方見聞錄》這一系列遊記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原本，能否將所謂的《東方見聞錄》視作一部書，也是疑問。雖然是有一系列的抄本，但這些抄本的內容與時期都紛呈不一，要設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難。 在此，故且將這些擱下不談，若以其遊記《馬可波羅遊記》（Il Milione，亦可譯作《百萬之書》）為據，他的確是在一二七六年來到東方的。正是杭州在蒙古軍前無血開城的那一年。 只是他並非馬上就來到杭州。有一段期間，他是跟隨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與冬季的首都大都（現在北京的前身）。「馬可波羅逗留中國期間，一直待在杭州」的這種說法純然是一誤解。 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停留在東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九二年這段期間，杭州與南宋時代並「沒有太大變化」的這一點上。 若是單純來想，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這種形容會導出蒙古幾乎沒有造成打擊的結論。如果要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榮，那麼引用馬可波羅的敘述很明顯就是自我矛盾。更何況，要引用較馬可波羅更晚期的伊本．巴圖塔，在蒙古軍進駐杭州半世紀以後的那些記敘就更不可能成立了。 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往昔地持續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愈是要引用馬可波羅等蒙古時代的文獻來談論杭州的繁榮，就愈是反證出所謂「蒙古的打擊」只不過是一種虛構。 其實，就算不使用馬可波羅等異邦人的紀錄，所有一切同時代的漢文典籍史料，都顯示出杭州自南宋起直至元代終，始終是一個罕見繁榮的大城市。即便以前所引用的激烈語氣來責難蒙古，指稱他們對中國文明帶來深刻打擊而悲憤慷慨，都無法自歷史事實中加以證明。 這樣的誤解其實不限於謝和耐。在日本、中國以及歐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時常可見。我們不如說那些才是一般見解。 謝和耐只不過是直率地表明了不論東西，從研究者到一般人都會有的「深信不疑」的傾向。撇開上述不談，謝和耐的著作，在活生生地描寫橫跨南宋及蒙古時代，「中國近世」巨型城市杭州的繁榮這一點上，的確是一部非常傑出的著作，這是無庸置疑的。 問題在於這個「深信不疑」。從事歷史研究之人，沒有比這個還要麻煩的了。 而且更惱人的是，結論一旦形成，就頗難加以訂正。 在如此這般思想之下形成的學說與結論，總是會擅自獨走橫行，許多人都會聽從於此。但那只會造成莫大的結構性誤解，成為「定論」或「通說」，占據著人們的思考。這麼一來，在許多人的認知裡，當然就會存在著「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杭州入城的實際情況 西元一二七六年初，曾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顏（Bayan）所率的蒙古軍隊前無血開城。被滅亡一方的南宋，當時年號為德祐二年，對攻克一方的蒙古忽必烈政權，年號則為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印象最大的不同是，蒙古軍隊實際上完全沒有掠奪杭州市街。少數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內外，有總計達四十萬的軍團駐守，面對南宋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其中部分擔心日後生活不得保障的首都部隊在醞釀暴動。他們對於蒙古軍進犯一事軟弱無能，對南宋政府卻持強勢態度。暴動的主力是下級軍人。軍隊幹部和乾脆支持投降的高層官僚們一樣，只是熱中於自身性命的保全。「征服者」蒙古大軍兵臨城下之際，想盡辦法為求和平而主張開城投降的一方，與對此不滿而叛變的另一方產生了衝突，也就是發生了內鬨。 結果叛軍的一方遭到鎮壓，另一方推戴被稱為少帝及恭宗的兩位南宋幼主趙昺兄弟逃出杭州，企圖前往南方東山再起。在這場混亂當中，有些南宋士兵擅自闖入杭州市內的民宅，肆意進行掠奪及強暴。 立場上屬於征服者的蒙古軍隊，誠然是紀律井然地入城。為了維持治安，蒙古軍命令杭州市內家家戶戶在門前貼上家族全部成員的姓名，並禁止夜間外出。 有一部分中國史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刻意干擾。但蒙古軍隊若不慎重地維護秩序管理杭州內外，局勢會是如何？那是很容易想像的。自南宋成立後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國算起則三百年以上，這樣的一個政權與國家被消失毀滅了。相對於此，卻幾乎甚麼暴動都沒有發生，或許該說這才真的令人吃驚。 當時蒙古軍隊的行動可說是異常克制並漂亮地掌握住整體局勢，這在同類歷史事件中也是相當突出的。這一方面得益於大汗忽必烈下了嚴格指示，另一方面，從此事也可窺見以伯顏為首的蒙古將領們的軍事與統御能力非比尋常。 這樣一個「無血開城」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甚為罕見。一般來說，中國史上某個王朝或政權的覆滅，大多伴隨著激烈的武力衝突，一定會演變成非常悽慘的事態，幾乎沒有和平交接的可能。中國歷史常被誤認為是以士大夫或讀書人所主導的強調柔性治理的文明體系；但若與日本列島或朝鮮半島的歷史相比較，即可知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在治亂興亡中，以激烈政治鬥爭與剛性武力至上，甚至達於異常的世界。 與此點相關，歷史學家謝和耐在前引書中也有指出：「與人們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國歷史其實是其他國家或地區無可比擬的、一連串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是人類歷史中最為血腥的歷史之一。」這點是難以否定的。與此不同地，一二七六年蒙古攻入杭州，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是比較近似「接收」這種軟性方式。並在其前後，極為和平地收服了的南宋領土江南（中國本土長江以南之地）全境，也可說是大致一樣的情形。 但這樣一來千篇一律的「歷史」就不成立了。因為蒙古是「蠻族」，不破壞「文明」的話就於理不合，游牧民從一開始就被視作壞蛋。 或許讀者們無法相信，在一二七六年蒙古軍進城之後，杭州究竟發生了什麼改變？甚麼變了，又有甚麼沒有變？確實的情況幾乎是不清楚的。首都杭州既是如此，江南各地應該也可推知。 有關蒙古治下的杭州與中國南方的情況，目前可以說除去幾項特殊主題及事件外，專門研究者從事的實證研究極少。這是今後務必要持續探索的課題之一。 然而，明明沒有根據，卻有「蒙古帶來了深刻打擊」這種說法被大聲宣揚。這就是「預下結論」、「深信不疑」等心理在作崇。 （摘自第一部——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